雄鸡以它那英勇、顽强、好斗的性格著称于世，从古至今，画花鸟的画家几乎都擅长画鸡，如赵佶、沈周、陈淳、八大山人、任伯年、吴昌硕、刘奎龄、刘继卣父子、齐白石、潘天寿、李苦禅、王雪涛、徐悲鸿、陈大羽、黄胄等。就连家喻户晓的明代画坛圣手、大才子唐伯虎也热衷于画鸡，并留有《画鸡》诗传世至今：“头上红冠不用裁，满身雪白走将来。平生不敢轻言语，一叫千门万户开”。而今，中国北京山湘金鸡书画院院长山湘子画鸡也出了名，他在创作雄鸡的丹青中，大破传统技法，从而使他笔下的雄鸡神态各异、栩栩如生，有“天下第一鸡”和“鸡鸣惊天地”、“中国一代鸡王”的美称。 神奇精彩的艺术之路 山湘子原名邢富，1954年出生于北京延庆，是当地有名望的艺术世家。他自幼受父母的熏陶，酷爱传统文化，十岁的山湘子在绘画方面已显露出惊人的天赋。严格的家教，艰苦的生活环境，造就了他高尚品德与吃苦耐劳的精神。他经历了改革开放前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他拾过柴、捡过粪、放过羊，农耕劳动样样亲为，积累了丰富的人生阅历，并锻炼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从而开启了他神奇而精彩的人生之路。 由于家境生活的窘迫，山湘子先生不得已过早的辍学， 1970年不满成年的他，便走向了社会走上了工作岗位。工作中的他勤奋好学，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一致好评。为实现报效祖国的夙愿，1973年，山湘子先生光荣的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营生活锻炼了体魄，陶冶了情操，为他日后在艺术上取得的优异成绩奠定了基础。喜欢画画的他，悟性高，善于想象与思考，常以树枝做笔，大地为纸，直抒胸臆、尽情抒情，陶醉在大自然与传统书画的大海之中。经历了人生大熔炉的不断锤炼，退伍后的山湘子先生辗转丹青，勤学苦练，默默耕耘，并得与著名国画大师驼孝敏的亲传，给予了良好的绘画启蒙教育。 艺术家最可贵的是能保持住一颗“初心”，像历史名家、近现代文艺前辈一样远离世俗，创造出传世的作品。自山湘子走上艺术之路开始，他确实在感通历史，致敬前辈大师的过程中，给自己树立了一个宏大的人生与艺术理想，那就是如何在历史经典与现实中超脱，将民族之精神见于笔端。因此，他尝试开拓创新，建立自我笔墨体系，体现自我绘画价值。山湘子之画，卓而不群，独树一帜。在创作雄鸡的丹青中，大破传统技法，从而使他笔下的雄鸡神态各异、栩栩如生，尽情地表达了人类对吉祥如意的企盼和追求，并从中得到美的享受。 拜师学艺得大师精髓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山湘子先生怀抱家国梦想，拜师于著名国画大师李苦禅先生学习花鸟画，与时任中央美院教授焦可群先生学习国画，李苦禅大师与焦可群大师都是近现代写意花鸟画的杰出代表人物。 李苦禅生于山东省高唐县，是近代著名的中国画家，擅画花鸟，阔笔写意，笔墨雄阔，酣畅淋漓，画风以质朴、雄浑、豪放著称。李苦禅大师1923年拜齐白石为师学国画，成为齐门第一名弟子。李苦禅大师1925年于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毕业后任北京师范学校美术专科国画教员，1930年任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教授，抗战初期辞职寓居北京。因平日与爱国志士交往甚密，一度被捕入狱，在狱中坚贞不屈。1946年任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授，1950年任中央美术学院附属民族美术研究所研究员。后任该院国画系教授。李苦禅大师作品继承民族绘画优良传统，并融中西技法为一炉，常以松、竹、梅、兰、菊、石、荷、鱼、鸡、鹰等为题材，具有笔墨厚重豪放，气势磅礴逼人，意态雄深纵横、形象洗练鲜明的独特风格，树立了大写意花鸟画的新风范，长屏巨幅更为世人所瞩目。
焦可群先生陕西西安人,学生时代受古都文化熏陶，热爱民族美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焦可群先生1949年从事美术工作，1953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经历了5年正规学习，在王式廓、韦启美的教导下打下了严谨的造型基础，特别是在叶浅予、蒋兆和、李可染、李苦禅、刘凌沧等大师的教导下，全面系统地打下了中国画的坚实基础。焦可群先生1958年毕业后留校在中国画系任教，自此长期从事中国画艺术的研究、教学和创作，曾历任花鸟画教研组组长、系教研室主任、副系主任、教授、美院陈列馆馆长等职。在焦可群的艺术生涯中，他十分重视对浩入烟海的民族艺术传统的深入研究。他遍览古代名作，多次到云岗、龙门、莫高窟、永乐宫等艺术宝库去研究、临摹。同时，他又十分重视到大自然中去汲取艺术源泉，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开阔胸襟，增强对祖国大自然的感受，广泛收集创作素材。在创作上，他力求浓厚的民族气质和对大自然深切感悟的有机结合。焦可群先生作品功力浓厚，笔墨酣畅，形神兼备，意境清新，格调高雅，他的画无雕饰之气，有摄人之力。数十年来，他挥毫创作了大量作品，参加国内外各种大展，广为国内外博物馆和人士收藏。为弘扬民族艺术借鉴国外所长，他多次到日本、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等多国考察、交流艺术和举办展览、深得国内外艺术界的好评。 两位先生对山湘子喜爱有加，并收为关门弟子。山湘子与前辈艺术家一边用笔墨修炼身心学习花鸟画，提高境界，一边又与李苦蝉大师习武强身。山湘子也对两位大师十分尊敬，
经常与焦可群随同李苦禅大师出外写生，畅游大江南北。两位大师也对他格外器重，尤其是焦可群老师，与弟子山湘子之间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师生情谊，就在焦老的艺术生涯末期，还写了一幅书法《弟子》赠送给山湘子，如今，这幅作品陈列在北京山湘子艺术馆。焦可群是苦禅大师的得意弟子，能同时得到两位老先生的亲传，无疑为山湘子先生的精彩画家生涯写下非常重要的一笔。作为正统的花鸟字画法传人，在艺术上山湘子自然深得二位老先生之精髓，并在此基础了有了创新。一个画家在绘画方面的主要成就就在于有没有传承和创新，这二者缺一不可。相对而言，继承难，创新易。只有贯通古今的人才懂得创新，才会有自己的艺术面目和艺术思想。山湘子先生就是如此，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了金石笔法，开创了自己的一套画法：“披错法”。 呕心沥血只为养“雄鸡” 可以说，从宋至今，一部画鸡史，就是一部花鸟史。正因为如此，鸡作为最常见的花鸟画题材，成为检验画家基本功和文艺情怀的试金石。因为，越常见的物事越难画，前有古人，今有同行。 古今画家作画，最难的并不在于技法面目，而是如何表达情怀与理想。有的人喜欢借用唐诗宋词，有的人善用哲学典籍。但大多数人选择前者。唐代大诗人李贺的一句“雄鸡一唱天下白”最能入画，也最能体现文人雅士的儒学价值与道释情怀。后来，即1950年，毛主席在其《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的诗词里也借用过此句，一时激起了画坛主流画家的创作热潮，这种情形延续至今，并形成了画家写鸡的一种借物言志传统。具有代表性的是，现代画鸡名家陈大羽先生于1962年应毛主席诗意，作了一幅经典名画《雄鸡一唱天下白》。应该说，陈老的这幅画，代表了百年中国画家的精神价值与思想担当，其笔墨情趣及所思所想，都与家国、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历史上，中华民族一直处于朝代更迭的权变之中，却从未有近现代救种、救亡的迫切形势与西学入侵。徐悲鸿、潘天寿、李苦禅的鸡，包括其所有的画，都有强烈的抗争与价值认同意识。若把他们的鸡与前人对比，古人的鸡多体现道家的田园意趣与天然的生活秩序性。他们画里的鸡，俊俏华丽，吉祥安逸，但没有近人的威严凶猛和霸悍。总体来说，近代人画的鸡，近乎人性，依于现实，内涵上多沉郁（亢奋），外观上多嘴方（尖）、目明（闭）、羽丰（疏），爪大且锋。换句话说，此种特性正是近百年至今以金石笔法为骨的大写意禽鸟的主要的主流。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举国亢奋的岁月，每一个有抱负的知识青年，都想为国家的建设贡献一份光和热，山湘子先生就是在这个时期，生于北京，长于北京，在绘画上起始于北京。这个时期，毛主席的一句“雄鸡一唱天下白”更是鼓舞了中国文艺界和中国人民，关于鸡的文学与绘画题材应接不暇，高宝玉的《半夜鸡叫》、陈大羽的《雄鸡一唱天下白》在政治与文化建设者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从而也影响了很多人的文艺价值取向。客观说，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生人，他们身上的文化情结与家国抱负，都与特殊的时代有关，任何人，包括任何一位有丰功伟绩的文艺家，都没有逃脱时代对他们的影响。 这种情况也体现在山湘子的作品里，他的作品，构图新颖、线条清晰、浓淡相宜、虚实相间、技法娴熟。特别是那千姿百态的“鸡图”更是下笔泼辣、霸气十足、空明灵动、栩栩如生，诗意般的境界使人入眼惊眸、心随意转、翻海惊澜、感慨万千、避想无限。观山湘子作画，简直就是一种享受。据山湘子回忆，一次，焦可群先生带他去李苦禅大师老家，他带了一卷画让李苦禅老师看，先生看后大加赞赏，并以示鼓励，然后说，画不光要有文气，也要有武气、霸悍气，比如潘天寿先生，其画的可贵之处就在这。苦老还拿起笔给他画起了水仙，深入浅出地讲了许多。这堂课，让山湘子终身难忘。他顿时明白，画画与练武相通，武术不光能强身健体，还是一种文化精神境界。这给他的“披错法”奠定了基础。即“披错法”之威猛、阳刚、霸悍之气。一鸣惊天地，山湘子开创了“披错法”花鸟画 披错法“鸡鸣”惊天地 一个画家在绘画方面的主要成就就在于有没有传承和创新，这二者缺一不可。相对而言，继承难，创新易。只有贯通古今的人才懂得创新，才会有自己的艺术面目和艺术思想。山湘子就是如此，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了金石笔法，开创了自己的一套画法：“披错法。”顾名思义，披是宋元山石画法之披麻皴，错是金错笔刀法，前者可以理解，至于后者，南唐李煜曾称自己的书法为金错刀法，后人的解释很多，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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